淡江大學公共學系副教授、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涂予尹直言，「就是在走回頭路」，因為《憲訴法》的前身，也就是《大法官審理案件法》便是採用三分之二的門檻，而根據過去行憲以來至2021年的長久經驗，各界都批判三分之二的門檻不利於大法官做出決議，造成少數綁架多數。
涂予尹說，「我們經過這麼久的實際經驗發現舊的制度不好，而《憲訴法》才上路兩年就被政治力量武斷廢止，討論的過程又令人質疑，實在太可惜了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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涂予尹解釋，比如一個法案已經有超過半數法官認為要朝某方向解釋，但可能只因少數法官不同意，而無法做出判決。此情形恐怕會讓多數大法官們為了爭取通過，而將解釋文妥協少數，也就是盡可能寫得模糊、抽象，甚至有點矛盾，讓大家摸不清楚大法官究竟目的為何，造成釋憲達不到該有的效益，而且雙方都不滿意。
另外，涂予尹提到，新法也讓立法院能夠濫用權力，透過杯葛人事同意權，實質讓憲法法庭無法運作。到底總統提名的大法官人選夠不夠好？立委們也沒有一個「好」的說理，所以既無法正當化立委的提名監督權，還很容易讓立委被批判成「不理性杯葛」。持平來說，這次修法都是壞處多於好處。
涂予尹續指，新版通過的《憲訴法》有無違憲？憲法法庭可將其視為「先決問題」，也就是大法官可決定用舊法去裁決新法是否違憲，藉此鞏固大法官的權力範圍。
至於大法官面對涉己問題是否需要迴避？涂予尹說明，釋字601號曾解釋「立法院刪除大法官司法專業加給之預算是否違憲」，當時就有先例可循。他說，利益迴避很重要，但新版憲訴法中的涉己問題，甚至都沒有刪除大法官的專業加給還要強烈影響自身利益。
涂予尹也提出另一可能表示，民間團體曾討論以複決方式，用全民公投決定《憲訴法》去留，但其成本較高，社會也未必能充分討論，因此以公投解決爭議的順位也排在比較後面。